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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对"法官后语"者，包括支持者，可认为即使存在需求互动，依然能按确定不疑的判决书及"附带"、法官角色及司法等原理予以抑制，或给与支持。摘要: 判决书"附带"，尤其是中国基层司法实践中的"法官后语"，折射了关于判决书定义、功能，及法官角色和更宏大的司法的理论复杂，需深入辨析。
尝试推进，是期待切开复杂的历史、现实层面，在变迁和各种互动关系的背景中，分析某个对象，如关于判决书及其"附带"的一个现有概念，如何具有自己的边界，进一步，认识此边界可能带来的局限，从而分析新的概念理解如何可能益于实践。[8]此理念，参阅 Richard A. Posner，"What Has Pragmatism to Offer Law"，Pragmatism in Law and Society. ed. Micharl Brint and WilliamcWeaver，Boulder：Westview Press，Inc. ，1991，pp. 35，265 － 267。司法实践者持这种观点的例子，参见张鹏：《判决书该不该有人情味："法官后语"引发争论》，载《北京晚报》2001 年 6 月 27 日，第 4 版。[29] 而赞同者的思路较简单。[48]而近代以来的德国法院判决书，亦特别重视学理化的阐述论证，[49]并于晚近确立"不同意见制度"。
本案双方当事人因此而遭遇的不幸是令人同情的，但又为继承死者遗产而引发纠纷，使本来就已受到伤害的心灵雪上加霜，甚感遗憾! 法律虽然可以公正地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继承纠纷，但金钱毕竟无法代替亲情。[56]参见贺卫方：《司法的理念与制度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，第 193 －195、202 － 207 页，另参阅前引[45]，吴承学文，第 22 － 23页，再参阅徐忠明：《众声喧哗：明清法律文化的复调叙事》，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，第 251、312 页。后语撰写者的确 繁忙，甚至颇为辛劳，但其依然可有时间及能力，故问题讨论的思路应走向文本 已力行的可能效果（如是否恰提高司法效率、司法权威），及深层的是否应当。
但重要的且应予关注的，则是"法官后语"实践与微观需求互动的逻辑关联。其当然知道，法官主要是理性判决，解决纠纷，但亦希 望看到法官的其他表达，如抚慰、鼓励，希望法官有如自己遇到的循循善诱的老 师、曾在媒体中见到的令人折服的贤哲、无时无刻不关心不牵挂自己的父母。福建厦门市海沧区法院郭静法官就自己撰写的"法官后语"说："法官也有才华，也有思想、有激情和情感，也有一颗火热的心"。但在此，更重要的也需特别讨论的，是诉讼中面对法官，被司法者不仅可能 产生社会角色融合的期待，而且会产生角色融合的"提升想象"。
其写道： 原告少年丧父，被告中年丧偶，实为人间悲剧。[56]参见贺卫方：《司法的理念与制度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，第 193 －195、202 － 207 页，另参阅前引[45]，吴承学文，第 22 － 23页，再参阅徐忠明：《众声喧哗：明清法律文化的复调叙事》，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，第 251、312 页。
换言之，"有效有益"的另外意味和"法官后语"写作的道德关爱意识，存在重要关系。司法实践者持这种观点的例子，参见张鹏：《判决书该不该有人情味："法官后语"引发争论》，载《北京晚报》2001 年 6 月 27 日，第 4 版。故"法官后语"会冲淡判决书的权威性，并减弱法律效力的社会感受。而 乔某因情感困惑，期待法官判决离婚，但同时也潜在期待法官给与慰籍，有如期 待心理学的情感专家或自己挚友给与心灵宽解，否则看到"法官后语"，不会颇 为感动、热泪盈眶。
顺此思路，再进一步，可发觉，当阅读群体及阅读期待多 样时，不仅可能使判决书撰写者意欲的"原功能"发生变化，如提供的性别、身 份信息成为媒体和大众兴趣的焦点，像权贵、明星可为例子，而且可能使"阅读 者主观期待中" 的功能不断发生变化，如从判决书中获得法制教育转而发现如何 使判决成为谋利的工具，像已出现的、且负面的变卖判决书，及通过诉讼实现经 济交易可为例子。[22]转自小鹏：《"法官寄语"滋润了我荒芜的心田》，载《人民法院报》2010 年 6 月 9 日，第 1 版。[59]参见 Karl Llewellyn，The Common Law Tradition：Deciding Appeals. Boston：Little，Brown and Company，1960，pp. 132 －133。[61]如经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获得的法理、常理。
一位普通市民曾说：不要小看短短几句话，其将促使法官不断学习，努力写出更震撼当事人心灵的优秀文字。从历史层面看， 另可作为显著例子，法官调解同样可说明法官角色能丰富的 理据。
而其背后，依然是社会约定的机制。人们如何否定，"法条附设"、"权利告知"、"法官不同意见"等不因需求互动而产生？当事人常难知道判决依据的条文具体内容，面对判决书引用的条文标号，需另查阅法条文本。
而贴近经验材料，另意味着，以往研究虽然注意了经验样本，常以经验材料为开始，但其总易概括言之，未细致分辨，且总易疏忽"法官后语"样本与其他经验材料（即社会各种生活现实）的关系。一方面， 前者会关心后者的表达和传布， 同时提出异议。如为人熟知的里格斯诉帕尔玛（Riggs v.Palmer）案的终审判决书，其中，法官花费大量笔墨论证一个类似法学论文的观点，即立法者如能设想该案情形（继承者为获遗产谋杀被继承者，而法律对此却无明文规定），并认为有必要制定相关规定，则会毫不犹豫（此为法学界长期讨论的"假设立法者意图论"）。这些当然重要，亦可拓展理论分析的背景视野，然而原有资料已需深入、重新理解，在我看，已具备理论提升的可能性。另一例子，参见富心振、许根华：《南汇区法院法官寄语教育 父子俩》，载《人民法院报》2006 年 5 月 10 日，第 4 版。[51]参见刘风景：《不同意见写进判决书的根据与方式--以日本的少数意见制为背景》，载《环球法律评论》2007 年第 2 期，第 100 页。
当"法官后语"试图用伦理内容支持法律内容，以使伦理理解支撑法律理 解，或试图用伦理内容补充法律内容，在法律内容无法或难以触及的地方，让伦 理内容发挥影响，或试图通过富情感、文学化的叙述，抚慰当事人，并使法律内 容经生动而获得亲近， "法官后语"既是判决书制作者的主动预期，又是社会各 类阅读者感受和期待的结果， 而将判决书制作者的主动预期视为对社会各类阅读 者感受和期待的回应，更适宜。[9]关于法律与文学的这一思想，参见 Gary Minda，"Law and Literature at the Century's End"，9 Cardozo Studies in Law and Literature 245（1997），pp. 246 －248。
其显然意在陈述素朴的伦常义理，从亲情、生命延续和情感需要的角度，增加法律裁定正文对案件被告人的效果，将法律理解续展为道德理解。陕西同川市耀县法院在一份不准离婚的判决书后面附语： 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。
这些普适原理，可以甚至有必要校正现实，或支撑现实。[57]参见［法］勒内·达维德：《当代主要法律体系》，漆竹生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，第 365 页，另见前引[53]，第 355、349、465 页。
[72]此语境中，作为被司法者， "小鹏"心理显然包含潜在的对法官角色丰富性的期待，当极为后悔、充满自责 且意志脆弱时，产生依恋、渴望的心态，进而对法官产生"教育型"、 "亲情型" 的角色期待，十分自然。[5]当然另因最高人民法院现规定判决书写作格式。[52]参见唐文：《法官判案如何讲理--裁判文书说理与应用》，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 年版，第 525、528、533 －537 页。从这一角度观察，现在被称为"附带"的"法官后语"，未必不能被认为是"裁判"的延伸，至少没有理由认为其不能成为"附带"。
类似观点，参见前引[4]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文，第 32 页，及前引[18]，另见刘青峰、王洪坚：《体制、方法及其他--解读我国"法官后语"产生的背景》，载《人民法院报》2003 年 6 月 16 日，第 3 版。经需求互动的概念，当然不能直接质疑判决书及其"附带"存在自身固有的本质特征或功能、法官存在恒定的角色含义、司法作为概念存在普适界定这些理论预设。
[28]傅郁林：《民事裁判书的风格与功能》，载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00 年第 4 期，第 125 页，注释[1]。[62] 傅郁林：《民事裁判书的风格与功能》，载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00 年第 4 期，第 124 页。
其有如最高人民法院纲要提示的"法制教育的生 动教材"功能，及法律人现在认可且广泛盛行的"判决书充分说理"功能，既是 司法者的主动预期， 又为阅读者广泛复杂的感受和期待的结果，而司法者主动回 应后者，难以避免，有时实为明智之举，甚至才有正当性。而 更重要的， 法律与文学的思路借鉴具有侧重法学内部观念启动的意识，强调自法律现象本身的历史及现状中挖掘丰富性、多样性，展示法律现象的自我变迁，且 在反思中支持现代司法建设理念。
五、判决书功能 对"法官后语"的理解，更广泛而言的判决书"附带"，不仅需从纵向的历 史演化，及发挥牵引作用的微观需求互动的流变，予以深入，而且需从横向的判 决书多重功能的角度，予以拓展。作为例子，上述中国判决 书普通当事人身份信息、与案件法律问题无关的当事人主张及证据的披露功能， 或许正因为复杂的部分阅读群体本身即期待"具体谁、年龄、性别、住址、职业" 的答案，及"当事人到底如何要求"的答案而产生，其中或许隐含了另类的"信 息公开"的诉求。[36]显然，面对法律制裁，其尤为需要感情的治愈，包括忏悔自责以净化和鼓励抚慰以做人。本文基本观点是，判决书"附带"，不免需面对司法者和被司法者包括广泛的司法关注者的相互博弈，更重要的，相互理解及合作（主要指司法者一方自觉），而"法官后语"可成为范例，之中我们需觉察判决书"附带"无法人为地被束缚，亦无需如此。
故判决书功能的复杂和阅读期待的多样，时常存在关联，后者某些条件下可能决定了前者。在此，如何接受人情伦常，进而理解法律判决之用心，便需借助感染生动的话语吸引。
[37]北京西城区法院刘珍法官提到，对感情纠纷，应和当事人说心里话，如此才会常使对方冷静下来[38]……他们，均在反映此种语境的内在结构。显然，微观司法环境，总透露双方不经意的需求合谋。
可想见，在中国，法官如全国模范法官宋鱼水、陈燕萍，其判决后，若撰写 "法官后语"，或口头表达类似的寄语，被司法者极可能更受感染。第三，尽管涉及了判决书功能，但这些争论，类似地预设了判决书功能只能怎样，而未深入（尽管少许）考虑其多样，特别是心系、抚慰被司法者，及与被司法者形成相互理解的局面等方面的丰富性，进一步，未深入觉察各类阅读者对判决书功能形成的广泛社会化愿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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